刘伯承的无奈与历史抉择

刘伯承的一生，可概括为三件事的串联。

1

刘伯承与毛泽东交集于宁都会议。

1931年1月，上海成为六届四中全会的秘密召开地。在此会议中，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远东局的身份，力荐其得意门生王明加入政治局，自此，王明开始主导中国的革命进程，直至近四年的时光。

自此，王明开始调度兵马，精选各路英才，将他们派往革命根据地。一方面，通过实施极端政策以迎合苏联的喜好，另一方面，企图夺取我国本土革命者的领导权。

在苏联的支持和王明的庇护之下，张国焘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权力核心，一时间，该地区风起云涌，血雨腥风。夏曦则前往洪湖苏区欺凌贺龙，而投身中央苏区的，则是项英、王稼祥和任弼时。

项英抵达中央苏区后，即刻解散了红一方面总前委，并同步设立了苏区中央局。该局由在上海的周恩来担任书记一职，而身处苏区的项英则担任代理书记。

随后，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由前委书记毛泽东手中移交至苏区中央局的项英，毛泽东仅能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身份，介入军事决策与行动。

但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的总政委职位，到底是没保住。

同年十一月，中革军委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应运而生，朱德被任命为军委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则担任副主席，负责直接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总部被撤销，总政委毛泽东随之卸任，转而担任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一职。

在那个充满革命烽火的岁月里，毛泽东同志暂时离开了军事前线，他的身影似乎在政治舞台上逐渐显得不那么显眼。

伟人之所以被誉为伟人，正是因为他们身上拥有无法替代的独特之处。

十二月，周恩来踏入苏区，担纲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鉴于其初来乍到，对当地情况尚不熟悉，他特地恳请毛泽东予以协助。此举亦为他日后再次担任总政治委员一职埋下了伏笔。

正如周恩来电报中央局所述：

“毛泽东同志的经验与优势，应充分挖掘并加以培养，同时亦需督促其修正错误。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他的主要职责在于指挥作战，尤其在战术层面表现突出。玉阶同志不够细致，幸有毛泽东同志负责，指挥得当。在面临关键决策或犹豫不决之时，我得以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进行纠正或作出决策。”

总的来说，选用人才应着眼于其所长，而非一味地全盘否定。

1932年8月，随着红一方面军番号的恢复，蛰伏一年的毛泽东，再度被委以重任，担任总政治委员一职，并在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

若事态至此得以平息，自当免除后续的纷扰。

我们曾言，王明所派之人企图夺权，这仅仅是序幕的开端。然而，真正关键的，乃是第二步——彻底转变我们的行动路线。周恩来非王明派。

他们最大的分歧在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力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而新近加入者则倾向于积极进攻的策略；毛泽东偏好运用游击战术，而他们则坚持采用正规的作战方式。这种截然不同的路线与政策，使得他们之间的工作分歧日益加深。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1932年10月召开了著名的宁都会议。

项英等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认为其主张的积极防御策略实为消极怠工，并指出这一做法与共产国际既定路线相悖，且表现出对领导的不服从态度，组织观念亦显薄弱。

毛泽东挺身而出，予以反驳，却无人响应其主张，显得孤立无援。

经过数日的激烈讨论与批判，项英等人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他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对错误的认知尚显不足，因此不宜再担任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周恩来力图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出两种方案：其一，他本人承担战争指挥的责任，而毛泽东则在前线提供协助；其二，毛泽东负责战争的指挥权责，而他本人则负责监督战争行动方针的贯彻落实。

最终，项英等人并未决意将所有人置于死地，采纳了周恩来首条提议，允许毛泽东前往后方休养，并随时准备应前方之需，给予协助。

这就是周恩来，从来不走极端，团结至上，做事留一线。

毛泽东离去之际，对周恩来言道：“遵从组织安排，待前方有电报召唤，便即刻前来。”然而，他始终未接到任何召唤的电报，那段时光，竟如幽灵般寂静，整整三年，无人问津。

临时中央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这篇关于宁都会议的叙述中，这些情节与刘伯承有何关联呢？

当然有关系。

刘伯承于1932年1月踏入苏区，鉴于其过往担任川军军长之经历，以及曾在苏联伏龙芝军校深造的背景，他心中满载着正规战法的理念。因此，他对苏区所采用的游击战术始终抱有一种不屑的态度。

在宁都会议的较量中，无论从身份地位还是战略选择上，刘伯承都无疑地站在了临时中央的立场上。他在会上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并在投票中支持其离职休养。

作为土洋斗争的佼佼者之一，并且具备深厚的正规战术知识，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他凭借丰富的过往经验和源自苏联的先进知识，精心筹划红军的作战策略和战术。

刘伯承最出色之处在此。

他显然是正规战与游击战策略对决的赢家，却不同于那些固守苏联成功模式的书生，并未陷入一条道路走到黑的思维定势。

在刘伯承精心策划红军战役之际，他敏锐地察觉到，红军的战术水平亟待提升，且武器装备严重落后，致使正规战难以进行，唯有采取游击战术，方能为红军争取一线生机。

仔细回顾，似乎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

刘伯承摒弃前嫌，着手深入研究游击战术，至1934年初，便陆续完成了《关于加强游击战争领导之问题》、《当前游击队需解答之问题》以及《游击队穿越敌封锁线至敌后进行游击战之数则经验教训》等军事论文。

标题已然透露，刘伯承对游击战进行了深入而扎实的研究，其造诣之深，堪称一绝。短短两年光景，他便成功完成了从正规战军人到游击战大师的转变。

悄然间，刘伯承步入了毛泽东的阵营，从而也摒弃了对毛泽东的异议。这一转变，相较于张闻天与王稼祥，竟提前了整整一年。

若必为刘伯承定一标签，无疑应当是实事求是。

先前，我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一无所知，因此未曾违心地进行过赞誉，更愿意随波逐流，投下支持他休养的一票。然而，一旦我深刻领悟了毛泽东与游击战术的真谛，便由衷地敬佩不已。

就跟他思考两年后决定入党一样。

“面对当下的中国，我们应如何抉择？哪种思想体系最贴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需要我们深思熟虑，谨慎决策。盲目跟风并非明智之举。我计划深入研究，以便在未来明确我们的发展路径。”

毛泽东未曾树有私敌，但凡认同其思想轨迹，过往的纠葛皆可一笔勾销。

自“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同志重新掌舵全局，与中央纵队司令刘伯承同志携手共进，合作无间。二人共同策划了强渡金沙江、大渡河的激战，更促成刘伯承与小叶丹的结义之情。即便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毛泽东同志亦大胆启用，将刘伯承同志空降至129师，担任师长一职。

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间，刘伯承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虽不及林彪那般亲密，然而总体而言，他们作为革命战友的关系依然维系得颇为稳固。

公事公办，私情不谈。

刘伯承与毛泽东的相处往往能迅速缓解紧张气氛，而与彭德怀的关系则显得更为棘手，缓和的过程更为艰难。

在宁都会议的前后阶段，刘伯承陆续发表了多篇对游击战术的批评文章，这引起了中央苏区干部们的不满。彭德怀曾私下里抱怨，依照刘伯承的言论，似乎我们的那片土地早已荒芜，他不无嘲讽地说，除了他，其他人似乎都无能为力。

随后，鉴于某些传闻，刘伯承对彭德怀发表了一番议论：“红军的游击战术固然存在，但老彭的红三军团在战术运用上似乎还需有所精进。”

彭德怀的脾气能忍？

此后数十年间，他们虽能在战火纷飞中维持彼此的合作关系，然而面对紧要关头，难免会相互吐槽，各抒己见。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宁都会议上，关于土洋战术的争论将刘伯承、彭德怀与毛泽东紧密相连，一些事件在此埋下了伏线的种子。

2

彭德怀将军的军事生涯，从红三军团中的杰出统帅，历经抗战时期声名显赫的百团大战，直至抗美援朝战争中捍卫家国尊严，始终闪耀着人生的光辉。

在解放战争的前期两年间，受限于兵员短缺及使命所束，彭德怀与胡宗南所面对的战场局面异常艰难，始终未能放手一搏，进行一场痛快淋漓的大战。

如螺蛳壳中做道场。

在解放战争的头两年间，刘伯承的军事生涯迎来了辉煌的篇章。的确，我所提及的正是那场波澜壮阔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战役。

在刘伯承的人生轨迹上，又添了一位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他的政委邓小平。

在解放战争初露锋芒之际，毛泽东便果断部署，意图将刘邓、陈粟两部调往外线战场，摆脱根据地固守的束缚，积极挺进国统区，展开战略进攻。

毛泽东规划了两个阶段的作战任务。

在第一阶段，李先念部于中原地区对国军实施牵制，与此同时，刘邓和陈粟两支部队则在其根据地内大举围歼敌军。随后，进入第二阶段，这两支部队与李先念部汇合，分头进攻，先后攻克信阳、大别山以及安庆等地。

简而言之，应将战场延伸至国统区，以消耗蒋介石的人力与物资，切不可固守根据地，陷入犹如困兽般的死战。

在全国战略的高度审视，不禁令人钦佩毛泽东卓越的远见。

鉴于各革命根据地的总人口累计不过亿，且地处偏远山区，经济条件落后，人力物力资源极为匮乏，实难维系持久战局。

若无法将战线推进至国统区，而是一味固守在根据地，那么终将因蒋介石所掌控的占据三亿人口、全国多数城市，且享有美国支持，而陷入被逐步消磨的境地。

实际上，随着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根据地的经济状况一度濒临崩溃边缘。

以陕北为例。

1947年，陕北地区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历时数十年未见，由此不难推测，粮食产量必定急剧下降。届时，进入秋冬季，民众的温饱问题以及衣着的需求都将面临极大挑战。

除却旱灾之害，胡宗南对陕北的军事攻势亦在持续损耗该地区的人力与物力，同时削弱了未来数年战事的潜在力量。

经过后续的数据梳理，我们发现，相较于1946年的数据，1947年的人口数量锐减，由150万降至90万；耕地面积同样大幅缩减，从1513万亩减少至1150万亩；粮食产量更是大幅下跌，由5.49亿斤降至2.7亿斤。与此同时，物价水平飙升34倍，而粮食价格更是激增了80倍。

陕北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正当陕北经济陷入困境之际，由于战事频仍，该地区的脱产军政人员数量激增至17万人，较之前6.5万人的规模有了显著增长。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确保军队的粮食补给乃重中之重。皇帝亦深知此理，断不容有士兵因饥饿而削弱战斗力，因此，边区政府不得不对各个社会阶层征收额外的税赋。

一边是产量的下滑，一边则是税收的攀升，这一双重压力使得陕北农民的负担日益沉重，已然超出了他们的承受极限。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要想取得胜利已是奢望，能够生存下来都显得异常艰难。

即便是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每日也只得以两碗黑豆饭为食，常年饱受饥饿之苦，身体浮肿不堪，甚至因营养不济而多次晕厥。

彭德怀如何指挥战斗？

在战争风云中，经济资源与粮草供应，要么为我方所消耗，要么为敌方所吞噬，二者必择其一。

蒋介石的战略核心在于削弱解放区的经济实力，以期迫使解放军自行解体，而毛泽东则采取与之相反的策略，旨在损耗国统区的经济资源，以此让解放区得以休养生息。

此时，有必要派遣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同时引导敌军撤离解放区，进入国统区。

毛泽东远眺四周，仅三支部队能够投身前线，展开作战——分别是晋冀鲁豫的刘邓主力、山东的陈粟部以及陈赓、谢富治所率领的兵团。

最为适宜充当进攻核心力量的，无疑是眼前未遭遇敌军重兵围剿的刘邓大军。

于是，在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向刘邓二人发出了一封电报：

“全军将进行为期十天的集中休整，期间将清扫沿途的小股敌军及民团势力。我们下定决心，不留后顾之忧，以半月之行程，径直挺进大别山。在那里，我们将发动群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诱使敌人向我军发起攻势，从而展开一场流动战。”

此刻的刘邓大军，历经豫北“七战七捷”，于鲁西之地大败国军，共歼敌五万，所缴获之枪炮、电台、汽车等物资，数量浩瀚，部队人数亦随之增至十二万。实则，他们并不情愿放弃稳固的根据地，转而投身外线作战。

何必当真，这不是儿戏？

自战争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孤军深入便被视为最为凶险的策略。一旦战局不利，往往会导致全军陷入覆亡的境地。

遥远的历史中，唐末黄巢的流动作战，以及太平天国的李开芳北伐与石达开西征，皆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败亡之途。

霍去病堪称孤军深入之最，而他尤为擅长运用骑兵之力。

刘伯承与邓小平的顾虑并非无据，他们在回复毛泽东的电报中表达道：“我们全然赞同您所指示的方针，然而就目前而言，南下的行动确有诸多不便之处。”

诸如炮弹储备告罄、俘虏人数亟待处理、经费仅剩数十亿法币，尚不足以支撑半月之需，若能坚持在内线持续作战两个月，南下的阻力将显著减少。

总的来说，我们坚决支持主席的决策，只是恳请给予一定的准备时间。

7月29日，毛回电委婉。

“所有来电均已悉心审阅。刘邓大军休整半月之期结束后，依照原定计划，首先将依托豫皖苏地区，力求大量歼灭敌军。两个月后，将根据战况逐步向南推进，或直接挺进大别山区。”

然后话锋一转：

“当前陕北的局势极为严峻，若陈谢与刘邓二位未能在两个月内，通过自身的有力举措，成功调动胡军的一部分力量，以助力陕北局势的扭转，那么陕北将难以维系。届时，两个月后胡军可能转向东进，你们的困境也将随之加剧。”

尽管语气中透着商量的余地，然而出口之言却分量极重，仿佛是在以最柔和的语调倾诉最锋利的言辞。

陕北的形势异常严峻，已显露出支撑不住的迹象。若不及时提供支援，陕北的根据地恐将面临丢失的危机。

中央与毛泽东均在陕北。

若中央领导及主席遭遇不测，革命战争的未来又将如何绽放？当前，是应当优先发展装备和兵力，还是保障中央领导、主席的安全，以及全国战略反攻的整体态势？

你们自己选吧。

这份电报一经刘伯承与邓小平审阅，便即刻洞悉，其核心并非军事之争，实乃政治之辩。即便面临十二万精锐之师可能全军覆没的险境，亦须坚决遵从命令。

刘邓二人无需多言，即刻发出回电，约定半月之后发起行动，径直撤离大别山。

8月7日傍晚，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向南方进发。其中一路不得不穿越被敌军占领的区域以及黄泛区，无奈之下只得丢弃了重型武器。直至28日，部队抵达大别山区，此时士兵们手中仅握一杆步枪，其余重型装备以及粮食、衣物皆已丢失。

觉悟：认识和理解真理的能力。党性：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和品质。

这就是。

与此同时，陈毅将军率领的部队与粟裕将军的麾下，以及陈赓将军与谢富治将军的军队，各自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了南下的攻势。至此，解放战争正式迈入了反攻的新阶段。

尽管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遭受了损失，兵力从12万锐减至5.8万，但这仅仅是战术层面的伤亡。在全国战略反攻的大背景下，刘邓大军实施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举措，实则是一次战略上的成功。

1948年8月，陈毅给刘邓大军讲话的时候，说的很明白：

我国拥有超过一百万的军队，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有二、三百万之众，将两者合在一起投入解放区，双方兵力总计达到五、六百万。即便是在最简单的日常活动中，如排泄，每天也会产生五、六百万堆的排泄物。即便能够俘虏敌方士兵，但在俘虏到来的第一天，就必须解决他们的饮食供应问题。

因此，我们此次反攻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成功瓦解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还将战争的负担转移至蒋委员长的肩上。

陈毅言辞幽默，道理深刻。

正因如此，人们赞誉“千里跃进大别山”为刘伯承的辉煌篇章，这不仅化解了革命战争的危机，更与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彭德怀的战略部署相得益彰。

此次军事行动，乃毛泽东、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四位将领在横亘万水千山中的精诚协作。直至1958年，他们才得以重逢聚首。

3

在1950年代，我国积极承接苏联的工业技术转移，在外交策略上坚定地倾斜，而在内政方面，全面采取了苏联模式，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文化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地向苏联看齐。

建国之后，刘伯承莅临南京，着手创建军校，致力于将人民解放军迈向正规化与现代化。他所借鉴的典范，正是苏联的经验。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苏联的科学技术成果相继传入我国，而伴随而来的，还有斯拉夫人中崇尚等级观念的不当之处。

有人甚至坚信，苏联是天命所归的领导者，无论何时，都应紧随其后。

这就过火了。

在一定程度上，苏联通过实施工业迁移与文化传播，几乎将我国紧密地绑定在它的战争机器上。

中国独刚刚立后，就也对苏联产生依赖。

然而，全国上下风气如此，唯有毛泽东偶有微词，指出“苏联模式不可全然效仿”，而其他人则无人敢对苏联提出任何批评，否则必将遭受众人的猛烈抨击。

仿照过去二十年美国工业转移至我国的情形，我国对美国形成了深厚的依赖。在网上，即便只是提及美国的不满，亦或是表达对中国的热爱，都可能招致非议和指责。

这么一说，50年代的风气就明白了。

不妨就照苏联的模式去学习，用二十年的时间来掌握其技术，待到那时再寻求独立发展，亦不为晚。而后来转向学习美国，难道不也是持续了数十载之久吗？

但最怕巧合。

1956年二月，赫鲁晓夫秘密发表了一份报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时代的所有政策，并作出决定，彻底转变方向，与前三十年截然划清界限。

消息传至我国，引发诸多思考。

“苏联内部存在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两种发展路径，这种分歧是否会影响全面借鉴苏联经验的中国，进而引发中国内部的矛盾与分裂？”

我们如今坚信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在那个特定时期，这样的情形实则并非全然不可能。

苏联影响太深远。

在我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明确规定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得以操控党内部的人事安排，这主要得益于国际以及国内层面的上下级隶属关系。

王明及其国际派同路人，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损害，如今已为众人所共知。

或许鲜为人知的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斗亦迅速波及国内，催生了一个名为“托派”的群体，亦即托洛茨基的追随者。

在我国党内，一旦有人被贴上“托派”的标签，几乎等同于政治上的死刑，晋升的机会几乎为零，而能保留党籍已属极大的幸运。

比如左权，直到牺牲都是“托派”，牺牲40年才摘帽子。陈独秀被诬陷为“托派”，还专门发文说“我并非托派。”

斯大林曾对托洛茨基进行肃清，虚构了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如今，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那么在中国是否会随之出现一个类似的斯大林派？

极有可能。

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为防止我国陷入内斗与分裂，毛泽东毅然选择与苏联进行切割，即彻底切断与苏联的紧密联系，仅限于接受工业合作项目及资金与技术支持。

自那时起，他倡导广泛传播的观点是：切勿盲目追随苏联模式，学习时更应注重辩证思考。同时，我们也拥有诸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在军队的内部层面，便衍生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动因。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不管苏联的精华还是糟粕，不管不顾的全部学过来，让人分不清解放军是中国军队，还是苏联军队。

刘伯承，身为高级军校的校长与政委，因中国及苏联的风云变幻，被推至风口浪尖之上。

终究，高级军事院校所培育的，皆为未来的将领。若军校中“崇苏”风气盛行，学员们必会将这种倾向带入我解放军的各个部队之中。

因此，军校成为摒弃教条主义的关键阵地，其中校长刘伯承的作用尤为关键。

刘伯承落幕的大气候。

小气候关乎个人纷争。

在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圆满落幕之后，彭德怀同志返回国内，着手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彭大将军的战功赫赫，品德亦为人称道。然而，亦不可否认，彭大将军性情急躁，偶尔显得颇为刚烈。

在58年的反教条运动中，彭德怀亲自负责具体事宜。然而，在这一正常的工作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人的多年纠葛，以及长久以来的洋务派与顽固派、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法的争论。

在波澜壮阔的中苏关系破裂之际，个人的恩怨纠葛被无限放大，刘伯承不得不站在批斗大会的讲台上，无奈地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与刘伯承一同进行自我批评的，还包括粟裕，他们被戴上的罪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在刘伯承进行自我检讨之际，昔日的战友、曾经的并肩作战的政委，如今已荣升为会议领导小组的组长。

他挺身而出，意图捍卫刘伯承同志。他强调刘伯承同志工作态度积极且认真负责，对组织始终怀有深厚的敬意。今年已66岁高龄，且身患疾病，实在不宜承受过度的压力。

在这种环境中，个体的力量显得过于薄弱，根本无法与时代的潮流相抗衡。

在国内外形势的共同影响下，刘伯承与粟裕两位将领于1958年共同告别军旅生涯，成为开国元勋中率先退役的将领。

提及至此，他们俩人却是早早从军队中隐退，巧妙地避开了此后的一切风波，安享岁月，直至80年代仍得以平安无事。

昔年风云人物，各有不幸。

塞翁失马，福祸难料。

4

1980年9月，邓小平已经恢复工作，开始执掌中国政局。

杨得志、杨勇、张震莅临其宅，就工作事宜进行汇报。杨得志以试探的口吻询问：“我计划在全军院校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涉及了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观点。有人担心这可能会触及到您的利益。”

邓小平迅速作出回应，明确指出：实际上，这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主要是针对刘帅的，但最终，是我向毛主席提议，要求保全刘帅。

在一个月后的会议之际，杨得志毅然当众发声，指出反教条主义观点的错误之处。

转眼间，两年时光流转，中央特地向刘伯承颁发了一封致敬信，对其革命生涯中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正式批准了《刘伯承军事文选》的出版发行。

两事即刘伯承平反。

那往事，原本交织着无奈与个人情感的纠葛。

如今，昔日的当事人或是年事已高，或是远行他方，更何况中苏之间的矛盾已持续二十载，那些错综复杂的命运交织亦该画上句号，重新开始。

老人问题解决，年轻人可轻松前行。

1986年，刘伯承逝世。

他曾经说过：

即便取得些许成就，那也是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若非党的引领，我们这类人恐怕难以有所作为。

因此，我乐意在党的光辉指引下，甘当毛主席的忠实学生，竭尽全力服务中国人民。若不幸离世，能在我的墓碑上镌刻“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的字样，那便是我最大的荣耀。

刘伯承的一生，为革命事业贡献卓著，战火中与战友们也曾有过激烈辩论，然而，这不过是对革命与战争理念的不同认知所致，并无恶意。

纵然偶有失误，却能及时纠正，不过是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已。

仅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为鉴，刘伯承堪称当之无愧的真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