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庐山会议与文革中的风雨岁月

众所周知，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大跃进”时期，小麦等粮食的亩产量屡创新高，美好的愿景超越了客观现实，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响彻云霄。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会议结束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盲目指挥、夸大其词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在全国城乡蔓延开来。

经过三个月的“左”倾风暴在中国大陆肆虐，问题如同散落的沙砾，无处不在。至11月底，中央政府不得不在武汉召开旨在“降温”的会议。然而，这场持续三个月的烈火，仅仅依靠轻描淡写的“降温”措施，无疑是杯水车薪。“左”倾错误的势头反而愈发强劲。

自幼年起，爹爹便投身于农业生产的行列，从三岁开始便跟随上山砍柴，或下田拾麦穗、牧羊，对农村及农田的景象早已了如指掌。然而，他对那些从农村上报的数字却抱持怀疑态度，诸如亩产超过万斤、棉花产量超过千斤，以及水稻密植到足以在禾苗上放置鸡蛋的程度，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太过夸张。

父亲与母亲携手深入农村，决心揭开“卫星”现象的真相。

他们首先抵达了南方的广州，抵达农村后，爹爹并未满足于仅仅听取汇报，而是坚决主张亲自深入农村，直至走进农民的家中，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通过与农民的直接对话，他了解到了他们对公社大食堂的真实看法。

步入基层之后，父亲并未如同其他领导者那般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的言辞总是直截了当，触及要害，让在场的当地官员倍感尴尬与困扰。当听闻农民对大食堂的运营不满时，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对基层干部直言不讳：“若食堂确实不合民意，那就干脆解散好了！”

敢言此言，实乃冒着丢官帽的风险！然而，父亲似乎并未领悟官场中那些隐秘的禁忌与规矩。返抵北京之后，他在中央会议上大胆提出了公共食堂应因地制宜，以及需强化家庭制度的见解。

随后，父亲将这些建议和思考带到了庐山。起初，这些发言旨在纠正“左”的错误，但随着会议方向的转变，父亲对“左”倾思想的批判反而被视为“右”倾的源头。康克清妈妈由于对大食堂有所异议，同样被指责为“右倾”，并遭到了批评。当时，父亲并未认为自己发言有误，他列举了在全国各地考察所得的资料，揭示了大食堂的种种弊端。最终，父亲因此成为了同情彭德怀等反党分子的关键人物之一，遭受了众人的冷漠。

在庐山期间，爹爹寓居359号别墅，每日皆有许多部下前来拜访。往昔，爹爹曾率领千军万马，其部属遍布全国各地。此次众人齐聚庐山，无不怀揣着对昔日总司令的敬仰，渴望与老总重温旧情。然而，爹爹却无心闲聊，一开口便直奔“大跃进”议题。无论来者是谁，他总以那特有的四川慢语，谈论起大炼钢铁与食堂之事。

一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莅临拜访，回忆起前一年在广东视察期间，他对陶铸推行“大跃进”过程中过于激进的做法曾表示强烈的不满。果不其然，如今广东民众纷纷涌入湖南，以求觅得食物以饱腹。在庐山会议上，陶铸主动承担起领导责任，并在自我检查之前，特地前来倾听父亲的意见。

父亲的观点一针见血。“去年，两件大事——大炼钢铁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国家和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始终对‘大锅饭’模式心存忧虑。管理如此众多家庭的琐事，实在不易。倘若去年没有那股风潮，我们未必不能出口更多的商品！我主张开展对外贸易，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加速我国建设事业的步伐。有些人误以为仅凭人口数量就能振兴国家，实则不然。”

爹爹始终坚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至理名言。在北京期间，他频繁造访刺绣、玉器、漆器等民族工业的厂房，几乎成了那里的熟客。他意图借助世界市场对中国民间传统工艺的青睐，通过民族工业产品换取外汇，进而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资料。

即便抵达庐山之巅，父亲依旧未改其贸易理念，竟将浪费与出口紧密地交织于思考之中。

尽管庐山会议众人对冒进的强烈抵制，毛泽东的态度却未因此动摇。他依旧未察觉会场上弥漫的明显情绪波动，照旧按自己的意愿发言。直至察觉到会议气氛的转变，他才沉默不语，闷闷地不再发声。

有何可谈？还能说些什么！在高层领导中，又有几人未曾亲历过耕作？未曾目睹过粮食的生长过程？如今竟有人连土地能产出多少粮食都一无所知！这样的局面，父亲的心境怎能平静，情绪怎能不压抑？

他们中间讲话最耿直、脾气最大、唯一敢直闯毛泽东床前，把毛泽东从梦中叫醒的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遭受了严厉的批判。爹爹心里更加不安。爹爹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用艺术语言开脱自己的人。唯一办法，只有是他发言，他只谈自己的问题，尽量把问题往自己身上拉，这和会上一些人形成鲜明对比。有些一直反冒进的委员一见会议气氛不对头了，马上改变自己的发言，甚至将自己所说的话都推卸到彭德怀等人身上。

父亲深知自己无力更改毛泽东的决策，然而，他坚守着个人的道德底线。在会议的后期阶段，他主要选择了沉默，以无言的方式传达内心的诸多见解。

“我认为此次会议在发扬民主精神方面尚显不足。”

闻听父亲此言，毛泽东先是微微一愣，稍作沉思后，缓缓道来：“你说得有理，我也有所感悟，各持一半。”

父亲领会了毛泽东的言外之意，便不再多言。然而，我对此仍感困惑，不明白毛泽东伯伯为何作出如此评论。经过深思熟虑，我猜测他的说法各占一半道理。会议初期，确实是充分发扬了民主，大家纷纷发言，这算是毛泽东认可的那一半；而会议进入后期，发言逐渐减少，民主氛围不复存在，这应该是父亲所认同的那一半。

在会议进程中，竟意外上演了一幕小插曲。在遵循惯例的表决投票环节，众人需高举双臂以利计数。尽管父亲也照做了，然而他的手臂弯曲，仅将手抬至他人一半的高度。那姿态，显而易见，是在极不情愿中勉强举起的手。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庐山闲逛时偶遇了父亲，他笑着对父亲说：“哎呀，老总，这回你是投了半票的手势吗？”

父亲淡然一笑，戏谑回应：“反正我已举起了手，至于那手是如何举起的，我便不得而知了。”

当时，爹爹的情绪相当低落。目睹庐山有人将粮食随意丢弃至阴沟，他怒不可遏，即刻唤来负责伙食的人员，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明确要求所有人不得超量食用。

宣泄后，他心情好转。

庐山会议之后，唯有父亲在彭德怀遭遇困境时，毅然前往探望。尽管他们共同奋斗的岁月最为长久，然而，两人皆属寡言之人，即便同坐一处，亦鲜少交谈。或许正因为多年的情谊如同手足，他们的沟通多源于心灵的默契。此刻，彭德怀心中满是委屈，又显得有些迷茫，但当父亲步入他的别墅时，他多少感受到了一丝慰藉。唯有那些与他同舟共济、共患难的战友，方能如此深刻地理解他的内心世界！

昔日的正副司令“战场”。

自庐山之行归来，父亲频繁选择玉泉山作为居所，此中一个显著原因，便是那位被贬谪的彭德怀就居于附近一农庄，该处名为吴家花园。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遭遇不幸，恰逢父亲亦赋闲在家，自此两人便常于郊外的吴家花园对弈棋局。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

每当爹爹身居玉泉山，便时常造访彭德怀的院落，此行无他，唯有对弈一途。他们鲜少涉及政治话题，一个身处政治低谷的元帅，一个边缘化的元帅，一个身陷软禁，一个赋闲在家，正逢其时，棋局为他们的生活添上一抹亮色。对弈之际，他们宛若置身战场，感受到两军对垒的激烈快感。长期压抑的情绪，在棋盘间得以猛烈释放。这方寸棋盘，对两位曾经的战场正副司令而言，成为了继续挥洒军事才华的舞台。一局棋始，往日的和善不复存在，他们全力以赴，誓要将对方置于劣势。

“砰”，爹爹红子先走。

父亲与彭德怀不仅在性格上迥异，他们在吃对方棋子的方式上也大相径庭。父亲吃子时，会先利用自己的棋子将对方的棋子清扫一旁，随后用手将棋子从棋盘上捡起，仿佛展示战利品般，将缴获的棋子依次排列。而彭德怀则不然，他的吃子风格与他那暴躁的脾气相呼应。“砰”的一声，将自家的棋子重重地砸在对方棋子上，接着从下面将棋子抠出，随手丢弃，那些“俘虏”的棋子散落一地，似乎对取得的胜利毫不在意。若彭德怀提出悔棋，父亲则会立刻警觉地抓住他的手腕，眼中怒火闪烁，声音洪亮地喝道：“不可赖棋，放下！”

彭老总脖子僵硬，索性豁出去：“你这算是偷吃，不予追究！”

“连孩子都要吃，还用得着声明什么？战术上不行就是不行，悔棋又能怎样？”父亲毫不退让。

在这片独特的战场上，他们往往从晨曦初露鏖战至夕阳西下，方才收工踏上了归途。

终于到了告别之际，父亲站在汽车旁，虽然脸上洋溢着笑容，但言语间却显得异常坚决：“下次我绝不会手下留情，要与你大战三百回合，让你尝尝苦头！”

1974年，彭德怀将军离世之际，心中念念不忘想与父亲最后一面，屡次恳求看守告知其父亲的消息，却无人透露。直至彭德怀离世，父亲方才得知其临终未了的愿望。父亲悲痛欲绝，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在空荡的房间内，他愤怒地呼唤：“为何不让我去见彭老总？一个即将离世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频繁探望彭德怀的，非父亲莫属。

摘自《我的父亲朱德》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朱德一家在文革中

顾保孜

接到康克清的电话，朱德即刻从玉泉山返回中南海。面对那刺眼的巨幅标语，他只是淡然一笑。

1967年2月，朱德居北京玉泉山。

自“文革”拉开序幕，他便常驻于市郊的豪华别墅之中。他与往昔无异，对于中南海的动向并不深究，而对于会议桌之外的事宜，更是绝不多加询问。尽管他频繁深入基层，聆听民众的心声，然而对于中央内部的机密情报，他却鲜有所知，且从不对人打探与传播。

自“文革”小组成立以来，他似乎愈发沉默寡言，愈发显得孤陋寡闻。

然而，老帅的内心从未得片刻宁静，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迷茫之中……

他深感困惑，不明白党内斗争为何要采用“打倒”这样激烈的措辞。他不止一次在各类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但在这一特殊政治氛围中，他的迷茫如同不合时宜的音符，对于那股燃烧的烈火而言，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微风。

然而，朱德依旧坚持，将这份不被理解的立场带到了中央召开的会议之中。

“本次运动期间，我认为我们绝不能忽视生产工作，务必确保工农业生产实现显著增长……随着群众运动的兴起，大串联活动亦愈发活跃……我担忧可能出现混乱，尤其是生产领域的混乱……”

与会者为朱老总捏汗。

朱德全然不顾旁人的表情，坚持按自己的想法继续阐述：“当前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谁一旦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又怎能有机会改正错误？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一旦被定性为反革命，个体便陷入了绝境……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们必须设法妥善解决！”

与中央“文革”小组公然唱反调，其后果无异于自投罗网，将自身置于虎口之中。

不久之后，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指使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领衔，首张批判朱德的大字报应运而生。随之，口号如“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驱逐出中南海，彻底批倒批臭……”迅速蔓延至北京街头，标语横幅四处飘扬。

朱德默默无闻，将康克清留在了中南海，自己则携带秘书和警卫，迁往郊区玉泉山的别业定居。远离了那漫天飞舞的大字报和刺耳的高音喇叭，他得以眼不见心不烦。在宁静的玉泉山，朱德要么投身于登山，要么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弈；夜晚，他会翻阅一些文件。整日不言不笑，只是默默地度过每一个时光。

在一个清晨的午后，他突然接到了一通来自中南海的来电，电话那头是康克清的声音。她告诉他，大字报不仅被张贴在了中南海的内部，甚至已挂到了自家的门前，叮嘱他尽快返回家中查看一番。

朱德坐不住了，连忙赶回中南海，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刷得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字，在冰凉的阳光下格外扎眼，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啊！哪乱都不能乱到中南海里啊！

汽车缓缓驶至家门口，康克清夫人便在远处伫立，脸上带着一丝焦虑。察觉到朱德的车影，她立刻快步迎了上去。

朱德边看大字报边安慰康克清。

朱德浏览完大字报后返回书房，只见康克清正以忧虑的目光注视着他。他不禁微微一笑：“只要主席和总理在，便无需担忧，他们深知我的为人。你无需过分担忧，人人皆被指责，但无人能真正被推翻，他们不过是所谓的走资派，实则并非如此！”

悬着心的康克清，见朱老总态度淡然，心头终于释然。她与丈夫共度了四十载风雨历程，深知朱德的性情与见解，深知他对世事时局的精准洞察。他若断言无妨，她便深信不疑，定会安然无恙！

尽管门外的宣传栏上大字报接连更换，红色标记持续涌现，屋内的朱德依旧保持着平静的生活与工作状态。清晨散步之际，他常会驻足于那些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细致地阅读。每当读到那些荒谬至极的言论，他便会不禁发出笑声。

显而易见，单凭大字报无法将这位资深将领拉下马，因此“文革”小组决定将斗争手段升级。一场旨在批斗朱德的盛大集会，正紧锣密鼓地在首都体育馆筹备之中……

中南海的红墙，已然化作了高不可攀的万重山峦，父女俩无奈之下，只得在传达室里相会。

朱德大字报事件的消息传至朱敏耳中，身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的她，心中忧虑重重。考虑到父亲朱德已年过八旬，若无法承受这些侮辱性言辞，他那多病之躯若遭遇不测，作为子女的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悲剧？

想得焦虑，心神不宁……

朱敏骑自行车赴中南海探望父亲。

朱德先生的住所毗邻中南海西门，而朱敏小姐归家时，也常由此门出入。抵达西门后，她如往常那般取出进入中南海西门的通行证，将其递给了守卫的士兵。

守卫瞥了一眼，沉声道：“证件已过期，不得入内。”

朱敏听闻此言，不禁惊愕，那日尚灵验，今朝却失效？她急忙解释道：“我是来探望我父亲的，我父亲名叫朱德……”

卫兵未曾聆听她的辩解，只是淡淡回应：“这是上级的指令，我无法违背。”随即便如同一根笔直的木桩，挺立不动，目光坚定，不曾偏移分毫，专注地监视着车辆有序出入。

朱敏明白，卫兵是在遵命行事。

朱敏木然地伫立于空荡的门外，这红墙、这中南海、那扇她时常出入的西门，似乎与她素无瓜葛，仿佛她从未真正与之相连。

她审视着这片曾经再熟悉不过，如今却显得陌生的土地，这才恍然察觉，中南海的院墙此刻宛若一道难以攀登的高山，一座直插云霄的巍峨巨峰。

昔日朱敏流落异域他乡，那是失所的漂泊；而今，她却面临着有家却难返的困境，矗立在亲人的门前，却无法踏入那熟悉而温暖的屋内……

观察朱敏面对警卫的沉着表情，显然她无法进入中南海已成定数。于是她决定前往传达室，拨通父亲的电话，告知无法踏入中南海的消息。朱敏原本猜想父亲会联络警卫局高层以争取她的入场许可。然而，当朱德得知女儿受阻时，他沉默了良久，最后说道：“既然不让进，那就别勉强。我们并无什么可忧虑的，你们放心。要坚定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心，这样的局面终将过去。你先在传达室稍作等待，我会让母亲去门口接你……待到将来可以进入时，我们再一起回家，好吗？”

朱敏困惑于父亲提及的“这种状况”究竟是指中南海的安保情况还是社会的某种状况。由于这是传达室打来的电话，她不敢深入询问，只得等待见到康克清妈妈后进一步了解。

朱德未曾料及，女儿无法踏入中南海，亦预示着家人再无踏入中南海一睹他风采的资格。他口中的“待日后”，竟一拖便是四年。

片刻后，康克清匆匆步入传达室，与朱敏分享了父亲近来的状况。得知父亲除略显沉闷外，其他一切尚可，朱敏心中这才渐渐释然。然而，因无法与父亲相见，内心却充满了憋闷。仿佛自己被隔离，抑或是亲人遭受了软禁般的束缚。

康克清因担忧朱德可能面临批斗而焦虑万分。每当她遇见朱敏，便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衷肠的知己。她的焦急与忧虑，在她的言谈间显露无遗。然而，作为晚辈，她却无力分担康克清母亲的忧愁。她只能在传达室里，一边长叹短叹，一边轻声安慰，试图让康克清母亲那沉重的心情得到些许舒缓。

不久前，一场原本计划对朱德进行批斗的大会，在毛泽东的亲自介入下，最终不得不暂时停止。

朱德预料的，主席懂他。

步入1967年下半年，元帅府内骨肉分离的悲剧愈发严重，直至康克清亦难以安居，她被迫离开朱德，被全国妇联的造反派组织带走，遭受批斗和游街的羞辱，日夜辗转于中国妇联的院落之中。朱敏重返中南海时，只见父亲朱德拄着拐杖，牵着朱敏的长子，步履维艰，缓缓走向传达室的方向。

朱敏惊讶不已，康克清的母亲在哪里？为何只让父亲孤身前来？

久未与父亲相见，他显得尤为苍老，白发增多了不少。交谈间，父亲的神色显得颇为忧郁，显然心情颇为沉重。与女儿重逢，他的笑容已不复往日的欢愉。朱德没有多言，在逐一询问了几个外孙的情况后，如同往常，他勉励朱敏要积极投身学习，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并将孩子教育成才。他强调，孩子们应当勤于读书，切勿流落街头，沉溺于社会纷扰之中。

朱敏询问康克清妈妈的行踪，朱德轻声回应道，她正在妇联参与活动，暂时无法回来。

儿子悄声对朱敏耳语道：“奶奶被押去游街了，我昨天在西单亲眼看到奶奶被关在车上，她脖子上挂着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还画着醒目的红叉。”

朱德沉默不语。朱敏亦无再言的欲望，身处人潮涌动的传达室，父女俩又能有何私密交谈？

德步出了传达室，女儿的视线追随着他那逐渐佝偻的背影。她心中思忖：父亲虽不言不语，但并不意味着他心中无波无澜。他的处境比康克清妈妈更为艰难，妈妈即便有烦恼也能向我们倾诉一二。然而，身为高层领导，父亲这样的身份使得他的心声难以外露，精神上的压力也唯有独自承担。若非如此，如此乐观的父亲不至于如此迅速地老去，情绪亦不至于如此低落。一场“抄家”的烈焰无情地将父亲的信件化为一缕灰烬，如今，女儿手中所持有的唯一一封亲笔信，竟是不期而至，从异处征集而来。

自从朱德的名字被红卫兵在大幅标语上用红笔划上鲜明的叉号，朱敏及其家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每一天都显得愈发紧张，愈发沉重。

果然，不久之后，朱敏便在家中迎来了那些频繁造访的红卫兵小将。她恭敬地倾听着他们的“教导”，目睹他们挥舞着瘦削的臂膀，声色俱厉地逼问她交待朱德反毛主席的所谓罪行。

她和丈夫刘铮各自分享了一段关于父亲教育他们的往事。然而，红卫兵对于这种“交代”显然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朱敏夫妇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与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父亲未能划清界限，这种立场显然难以获得革命群众的谅解。

朱敏的不合作态度激怒了造反派，他们怒目圆睁，威胁道：“若你执意继续美化你父亲，我们将不得不采取革命措施——抄家！”

朱敏听闻抄家之事，心中猛地一震。她首先想起了父亲曾写给她的那封信。

任凭你们抄家，我自岿然不动，人正何惧影斜！

深思熟虑后，我意识到那些造反派无所不为！务必得想方设法把父亲的信藏匿起来。然而，家里似乎没有合适的藏匿之地？家具简陋，墙壁空旷，信件究竟该藏于何处？一旦被他们抄走，落入造反派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与其等待他们动手，不如自行先行销毁。

朱德总计为女儿留下了十余封家书，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朱敏历经德国集中营的生死考验，奇迹般重返莫斯科之后，由父亲亲笔寄出的。

“家书如金。”这摞信件，朱敏珍藏着已有二十载，不时取出，静静回溯那些远去的往昔。

朱德的信函，字字句句皆在教导女儿勤奋学习、掌握过硬本领，以报效祖国。在这些信件中，处处流露出革命家高尚的情怀与无私的品性。然而，即便如此珍贵的信件，也无人敢让它们落入心怀叵测之人的手中。若被当作炸弹投向身处困境的父亲，朱敏将终身无法原谅自己。

夜深人静之际，朱敏悄无声息地起身，独自取出父亲的信件，于那清辉洒地的月光中，细腻地摩挲着这些陪伴她二十余载的信笺。她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冲动，若是一把火燃尽，这些见证她成长岁月的信件便会化作永恒的物质形态，从此从她的视野中消失，永不再现。眼眶中泪珠滚落，在这月色温柔、情感丰沛的夜晚，她真的要亲手将这二十年的信件付之一炬吗？

朱敏自问心痛。

朱敏始终无法抹去脑海中白天造反派威胁抄家的阴霾，那份恐惧与痛楚如同锯齿般反复切割着她的神经。那种苦楚与无助，时至今日，仍难以用言语形容。

终究下定决心，朱敏点燃了煤气炉，将信件的一角精准对准了那跃动的蓝色火苗。信纸随即被点燃，火焰迅速蔓延，将整张信纸吞没。转眼间，二十年的光阴如同飞絮般，化作了片片轻盈、飘散的黑色灰烬……

朱敏在焚烧信件的同时，泪水悄然滑落。然而，这些泪水无法填补那永恒的失落。时至今日，朱敏手中所保留的唯一一封父亲的亲笔信，仍需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精心寻觅而得。

信件虽已付之一炬，但心中的忧虑并未减轻分毫，境遇亦未因之有所改善。

刘铮，朱敏的丈夫，系解放区孕育的知识分子，按常理，他应是品行端正、根基深厚的革命干部。然而，鉴于朱德是他的岳父，他在外交部亦未能幸免于批斗之灾。

在经历了车轮般的心理折磨与人格贬损后，朱敏逐渐领悟到，无论她如何表达，都无法满足那些反派的胃口。

朱敏不得不设法挖掘父亲所谓的“罪状”。例如，他热衷于观赏川剧，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封建帝王与将相的偏爱；又如，他对攀登山峰情有独钟，这在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再如，他钟爱培育兰花，这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如此种种。

造反派虽然没有得到朱德反对毛泽东的材料，但是有这些也行啊！

朱敏夫妇终于得以稍享自由之身，然而，他们仍无法重返中南海的家园，与父亲共进餐、品茗、闲话家常。每至中南海，他们只能于传达室与父亲或康克清妈妈匆匆一晤，仅能简短交谈数语。

在那段时光里，中南海的传达室在朱敏心中既是一片温馨的港湾，又是一个令人感到不适的所在。在那里，她能重逢亲人，却也时常感受到一种被监视的屈辱感。

然而，当1970年的曙光初现，即便是传达室——那唯一尚存温暖之所，亦已不复存在。林彪一声“紧急命令”，老帅们被分派至天南地北，各自遭受了不怀好意的“调遣”，朱德元帅亦再次遭遇了险恶的“备战”局势。

墨迹斑驳，承载着无数代人的党史与军史，竟在一夜之间逆转，沦为白纸黑字。传言南昌起义的失利，竟归咎于林彪将余部引领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重逢。昔日课本中的《朱德的扁担》一文，亦更名为《林彪的扁担》。而朱德当年红军时代所用的扁担，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陈列于军事博物馆的展窗之中。

朱敏及其子女们将所见所闻，在前往中南海传达室会面的途中，巧妙地传达给了朱德。朱德在听完之后，并未多言。有时见到孩子们情绪激动，他便反过来开导他们：“历史，毕竟是历史，这乃是任何人也无法逆转的！”

“已改，书上都改了。”

“那不是历史！”朱德怒斥，声音提高。

朱德胸中洞若观火，对一切了如指掌，却不愿与林彪等人同流合污，亦无意为自己辩解。他任凭世间风起云涌，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和之心，静候时局的变迁……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发布了“关于加强战备，防范敌人突袭的紧急指示”，全军随即遵照“副统帅”的号令，迅速转入紧急战备状态。

朱德与康克清合影

朱德在审视完这份“紧急指示”后，不禁对康克清感慨道：“这其中恐怕有蹊跷。目前并未察觉到任何战争的端倪。战争并非儿戏，岂能随意挑起？战事爆发前，总会显现出诸多预兆与迹象。”

康克清问：会有什么怪事？

“醉翁之意不在酒！”

朱德话音刚落未久，紧急的电话铃声便在朱德的办公室内响起，要求朱德在24小时内即刻离开北京，前往广东进行疏散。

朱德挂断电话后，不禁哑然失笑，心中颇感疑惑。历来，将帅都是战场上的灵魂、战争的得力指挥者，然而如今却罕见地听闻，战事在即，却要将久经沙场的将帅们从指挥岗位上调离。难道中央军委意图发动一场无需将帅指挥的战争？

朱德凝视着那尚未完全从批斗的阴影中走出的妻子，感慨道：“此次我邀你同行，一来我有伴相随，二则我心中不舍得你孤身留在北京。未来他们如何对待你，我实在难以预料。”

然而，若非全国妇联军代表的许可，身为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便无权擅自行动。

朱德毅然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鉴于当前形势，唯有总理能够伸出援手。

周恩来立刻应允了朱德携妻子一同前行的请求，并表示全国妇联的工作他将亲自负责协调。在危难时刻，正是周恩来伸出了援手，阻止了朱德孤独漂泊在外乡的悲剧发生。

朱德匆忙离去，孩子们未察觉。

朱敏心中困惑，不知父亲在这种状况下，还会遭遇何种紧急之事。

岁月如梭，已届83岁高龄的元帅，应林彪下达的一号紧急命令，被派遣至遥远的广东。

抵达广州之际，朱德并未被安排入住市区，反而乘坐汽车被送往了广州的郊区——一处疗养院。按照规定，他们不得随意踏入市区，散步的范围亦被限定在疗养院桥头的警戒线以内。

与朱德一同进行疏散的，还有诸多资深将领：陈毅被安排至石家庄，聂荣臻则前往邯郸，徐向前抵达开封，叶剑英则迁往湖南。此外，包括被冠以“二月逆流黑干将”称号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十数人，亦在限期之内被迫离开北京。

流离失所的将领们在异乡的土地上，呼吸着新鲜而纯净的空气，体验了久违的宁静与闲暇，那颗忍受着屈辱与重负的心灵得以暂时的慰藉，过着普通百姓的平淡生活。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的内心逐渐泛起波澜、滋生出期盼……因为毕竟，他们曾是统帅，心中牵挂着时局的变化，关切着党和国家的未来。

1970年8月，庐山见证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朱德及散落天南海北的老一辈革命将领，在这座名山相聚。尽管这些老帅们仍是中央委员，却对高层的精神动向一无所知。自上年起，他们便未曾重返中南海，未曾再坐在中央会议的桌前。因此，他们对中央内部的动态一无所悉，也对毛泽东此刻的心思难以揣摩。他们原本以为，这次会议将与过往相似，将是又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却未曾料想，这次会议竟会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又一重要转折点。

此前，朱德接到返回北京的命令，缘由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即将召开会议，讨论宪法事宜，而委员长若缺席，会议将无法顺利进行。因此，朱德有幸成为众位老帅中最早返回北京的。自那以后，朱德便不再踏入中南海，而是选择在万寿路总参的某处居所安顿下来，与女儿和孙子们共度欢聚时光。直至1976年朱德离世，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南海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