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自处理的这封信，竟改变了众多老干部命运

到了1972年，毛主席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但他还是硬撑着工作，接待外国客人、看文件这些事儿都没落下。上一年，林彪坐飞机出事儿摔死了，从那以后，好多被林彪那帮人整过的老干部都慢慢得到了平反。

尽管诸多规矩与限制尚存，且部分干部的遗留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处理，7月20日，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蓉携其翻译唐闻生一同前往探望了毛泽东，并亲自将一封民众所书之信呈交于他。

多年来，毛主席养成了亲自审阅百姓来信的习惯。他对信访工作尤为重视，始终亲自负责处理。在毛主席看来，信访工作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封信，正是由已故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遗孀刘淑清所寄。

信中究竟传达了何种内容？毛主席对于刘淑清在信中提出的请求又是如何作出答复的？

刘建章、刘淑清情况

毛泽东与刘建章素识深厚，昔日同行考察时，刘建章每每随行。然而，至1968年，刘建章受命西昌工地指挥部任职，不料骤遭逮捕，随即被押解至北京秦城监狱服刑。

刘建章为何被捕？原来，在解放前夕，他曾秘密参与延吉的革命活动。不幸的是，他一度被敌人捕获入狱。出狱后，他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

提及那段过往，有人又将其重新提起。刘建章被孤零零地关押于一间狭小的牢房中，身心俱受重创，每度一日，都似经年累月。刘淑清内心焦虑不安，对丈夫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至1972年初，她鼓足勇气，前往交通部寻求头目杨杰的帮助，希望倾诉丈夫刘建章所遭受的苦难，期盼能获得些许援助。

杨杰梳理清楚事件的始末之后，便派遣刘淑清前往监狱探望刘建章。然而，每当刘淑清前去探望，总有人在一旁严密监视，两人对话变得颇为吃力。有一次，刘建章捕捉到专案人员暂时不在身边的时机，立刻向刘淑清简短地述说了自己在狱中遭受欺凌的经历。

刘建章续道：“我屡次向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中央递交申诉信，皆是通过专案组之手转交，然而每封信均遭其无情撕毁。”言罢，他举手向天，暗示妻子应设法向毛泽东提及此事。

刘淑清归家后，立刻将身处外交部“五七干校”参与劳动锻炼的大女儿刘润芬紧急召回。母女俩随即商议起如何措辞撰写那封信件。刘润芬曾在外交部的翻译处担任秘书，与众多同僚关系融洽。

经过一番商议，母女二人决定将信函转交给能够面见毛泽东的王海蓉与唐闻生。信件撰写完毕，她们随即踏上寻找这两位要人的征途。王海蓉和唐闻生听闻刘润芬述说事件的始末，二人均感愤慨，纷纷表示：“此事非一人之过。若毛主席能够批示，定能解决众多正遭受审查的干部的难题。”

7月20日，王海蓉与唐闻生一同前去看望毛泽东，并趁机递交了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并未急于拆阅，而是先将信件置于办公桌之上，随后便与他们展开了关于工作事宜的深入交谈。

敬爱的毛主席：我乃前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同志的贤内助。

刘建章老同志自1926年便加入了党组织，如今已届六旬之龄。令人不解的是，他在1968年2月遭受了审查并被拘禁，此一经历长达近五年之久。近期，交通部领导向冀朝铸同志透露，刘建章老同志的历史问题已全面查明，确认其清白无误，目前正静待中央的最后批复。我们全家都焦急地期待着，渴望中央能够早日对此事作出决断。

1972年6月8日，中央方面派遣专人告知我们家属，获准前往探望他。全家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心存由衷的感激。然而，当我真正见到他时，心中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他的身体极度虚弱，面色苍白如蜡，骨瘦如柴，连举起手臂都显得艰难，说话也含混不清。我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难以言表，加之监狱恶劣的环境，连饮水都受到严格限制，每日仅能获得三杯水，渴了也只能喝冰冷的冷水，每天能外出呼吸新鲜空气的时间不过半小时。至于政治上的重大事件，我们一无所知。就连林彪这位大叛徒所犯下的反党罪行，他自己也浑然不觉，而且中央专案组特别叮嘱我们，在探视时不得提及这些话题。

鉴于当前的境况，若持续如此，他未来又如何能够继续为党的事业献力呢？此外，我亦深感忧虑于他的健康状况，须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遭受重创（仅存一肺），而在修建西南三线铁路的过程中，腰部与肋骨亦曾遭受损伤。1964年，他还曾接受了一次大型手术，不幸摘除了胆囊。

因此，我恳请党中央和毛主席予以考虑，鉴于他实际上并未涉及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能否对当前的审查措施进行调整。是否可以允许家人定期探望，或者允许他回家等待审查结果的同时接受治疗。我和我的孩子们，都坚决支持中共中央对他的审查，并且坚信毛主席对于干部审查的政策将会得到公正而严谨的执行。

言归正传，至此便已告一段落。这便是我所欲表达的全部内容。

打个招呼！

刘素贞很特别。

在审阅完信件内容后，毛泽东对此中的事宜表现出极大关注，迅速召回王海蓉与唐闻生，意图深入了解详情。他们如实将所掌握的情况逐一向毛泽东汇报。直至12月18日，毛泽东于信笺上作出批示：“此事须由总理负责处理。那种类似法西斯的审查方式，究竟是谁所发起？必须予以废除。”

毛泽东态度坚决，直言这是“法西斯般的审讯方式”，并质疑道：“这样的规定由谁制定？”

【王稼祥、谭震林、叶飞等资深干部，曾一度遭受不公，如今终获平反，重获自由之身】

此刻，秦城监狱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掌管，其中关押着众多蒙受不白之冤的老干部。周恩来接到通知后，立即拨通了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李震、交通部长杨杰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的电话，吩咐他们共同处理三项事宜。首要之务，便是将刘建章释放出来接受治疗。鉴于其身体状况，应考虑送往阜外医院或工农兵医院就诊。同时，还需通知他的妻子刘淑清及家人，告知他们前往探望刘建章。

二、需将刘建章案件的整体结论进行汇总整理，随后呈递给国务院的李先念与纪登奎两位领导同志，以便他们进行审批。

三、恳请公安部与卫戍区再次携手合作，针对我在国务院会议上所提及的北京监狱待遇问题，我们务必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进行全面深入的核查，确保一切妥当无误。

最终，周恩来郑重指出：“我们必须将毛主席所批判的那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审查方式，以及虐待、体罚等行为一一列举，随后逐一宣布予以废除，并当着监狱囚犯的面进行公示。若有任何个人胆敢再次从事此类行为，必须依照法律予以严惩，绝不姑息迁就，同时应保障囚犯有申诉的机会。处理完每一件事务后，务必逐一向我汇报。”

周恩来另附上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在处理完第三件事情之后，即刻将情况反馈。公安部接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令后，迅速作出决定，将指示内容传达给北京各看守所的负责人，并立即派遣工作组前往秦城监狱实地考察。

检查组抵达秦城监狱后，便迅速将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领导人的指示传达给了在押的每一位犯人。秦城监狱负责军事管理的同志在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接连撰写了两份深刻的检查报告，对自身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坦诚指出了其中的不当之处。

数日之后，刘建章步出监狱的重重门槛，随即被送往北京同仁医院接受治疗。随后，在毛主席的深切关怀之下，王稼祥、谭震林、叶飞等众多资深干部亦相继重获自由，并迅速投身于新的职务，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

此次大规模的检查对秦城监狱的管理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全国各地监狱纷纷以此为鉴，优化了审查机制，积极开展自查自纠，致力于营造更为良好的监狱氛围和警察队伍的作风建设。

【群众信访】

王淑清，作为一位干部的家属，她巧妙地找到了途径，能够将信件直接送达毛泽东手中，倾诉衷肠。然而，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他们又该如何将信件送到毛泽东的面前呢？

实则早在1960年代，毛主席便指示中央设立了一个联合接待机构，便于民众通过书信或亲自来京的方式反映问题。尤其是随着毛主席年事渐高，身体亦不如昔，他愈发倾向于阅读民众来信，以此掌握基层的真实状况。

位于北京陶然亭公园马路对面的中央联合接待点，地处火车站附近，便于上访群众寻访。其中，部分信件是寄往政府的，而另一些则是直接致信毛主席。若信件系致毛主席，接待人员便会将其原封不动地转交，待毛主席闲暇时亲自阅读。

长年累月，毛主席养成了亲自拆阅民众来函的习惯，对于信中反映的问题，他总是迅速予以处理。直至1973年4月25日，当他在翻阅众人的来信时，目光不经意间落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的投诉信件。

这封信出自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师李庆霖之手，寄出日期为去年12月12日。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孩子在下乡插队后所面临的困境——粮食短缺，生活艰辛。此外，李庆霖老师还揭示了当地在招聘工人、招生以及选拔干部过程中，部分人利用关系和手段走后门的现象。

知青下乡之举在当时颇为盛行，众多城市青年纷纷投身农村，亲身感受知青生活的酸甜苦辣。毛主席对此事尤为关注，在阅读李庆霖所写信件后，便迅速予以回复。

李庆霖同志，我已为你汇去300元人民币，用以缓解你眼前的燃眉之急。此类情形在全国范围内并非罕见，我定当竭力统筹规划，寻求妥善解决之道。

随后，中央将李庆霖的信件以及毛泽东主席的复信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并广泛传达。此举亦旨在让全国上下关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相关工作，如遇类似问题，应立即予以解决。

在六七月之际，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专题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共同商议并拟定了一份《知识青年下乡若干事宜的规定（草案）》，旨在对知青下乡工作做出一系列新的规划和部署。

7月24日，国务院向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主要涉及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相关事宜。报告中不仅提出了六种应对方案，还涉及到了其他一些相关问题。

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全国八百万以上的城市知识青年投身农村与边疆，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焕发出勃勃生机。这股磅礴的革命力量，猛烈冲击着那些源自旧时代的、轻视农业劳动和农民的陈旧观念与做法。

报告的结语更是展望未来，指出：“在五十年、一百年这样的漫长时光里，我们将共同见证一场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我国的面貌，尤其是农村地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焕然一新......”

毛泽东颔首首肯，8月4日，党中央即刻将那份报告传遍各处，指示公社、街道以及更高层级的党委仔细研读，并告知城乡的民众与知识青年。自此，那些显贵子弟凭借关系入学、参军等不良现象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