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风波过后的毛远新

编者按：毛泽东拥有两位同胞兄弟，以及两位亲侄子：毛远新，系毛泽东长弟毛泽民之子；贺麓成，原名毛岸成，乃毛泽东幼弟毛泽覃的嗣子。本篇选自《出没风波里》，篇幅略有缩减。

毛远新声名远播，这得益于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显著地位。他曾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此后更成为毛泽东与政治局间的关键“联络者”。

得知朋友传来毛远新抵达沪上的讯息，我便在1991年7月踏上了拜访之旅。循着地址，我抵达了上海西区，寻得一处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随后步入三楼。正值酷暑盛夏，楼上的房门敞开，然而，那扇铁栅栏门却紧闭如故。

我轻敲铁栅栏之门，一位年逾六旬的男子迅速现身。在阐明我的来意后，他即刻为我敞开了大门。

这座住宅见证了毛远新与全秀凤1972年的婚礼。全秀凤，一位来自上海工厂的女工，在我造访时恰巧外出购买食材。家中则由毛远新照料，井井有条。我脱下皮凉鞋，赤脚踏入他的卧室内，他亲切地示意我坐在沙发上。

毛远新年逾半百，体态强健，黑发如墨，面容沉静。他身着一件白色汗衫，搭配一条深蓝色的卡其色平脚裤，脚踩一双灰色丝袜，却未着鞋履。屋内陈设简朴，仅有一床、一桌以及一张三人沙发，水泥地面清洁无尘。窗外设有小巧的阳台。

他递过香烟以示款待。我婉拒了，他遂独自点燃一支。烟灰缸中堆积的烟蒂，数量可观，显露了他对烟草的依赖之深。

他常会陷入长时间的缄默，沉浸在深思之中，随后才会向我倾吐几句话。话音刚落，沉默再次如影随形。

他并不热衷于回顾往昔，然而，他对我坦言：“我对你敬业的工作态度表示赞赏。无论你撰写哪位人物，都会亲自去拜访他们。若你撰写陈伯达，那就请直接访问陈伯达本人。”

毛远新，系毛泽民与朱丹华的嗣子，于1941年2月诞生于新疆之地。毛泽民中年得子，疼爱倍至。然而，1943年9月，毛泽民不幸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遇害，彼时毛远新年仅两岁有余。

1945年7月，朱丹华携幼小的毛远新抵达延安。此后，朱丹华改嫁至方志敏的胞弟方志纯，毛远新亦随方志纯一同居住于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华赴京参会，同时亦携毛远新同行。会议圆满结束后，朱丹华引领毛远新步入中南海，拜访了毛泽东。

朱丹华向毛泽东提及，毛远新有志于在北京接受教育。因此，毛远新得以亲近毛泽东。毛远新与李讷年龄相仿，仅小半岁，他们一同在北京的育英小学就读。毛泽东与江青对毛远新视如己出，关怀备至。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入读北京一。〇一中学。

1960年，毛远新顺利完成中学学业，凭借卓越的学术成绩，学校决定将其保送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闻听此事，毛泽东微微摇头，轻声道：“保送，不足以彰显真才实学。”

毛远新果断回应：“我这就去报考。你说哪所大学难考，我就报考哪所！”

“北大或清华。”

毛远新：考清华！

的确，毛远新凭借其过人的实力，成功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度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时光后，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的众多同窗好友均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对那所学院也颇感兴趣。我希望能转学至那里，您看可以吗？”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赞同。

自此，毛远新转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每逢寒暑假，他便会返回毛泽东的身边。

1964年夏日，毛远新暂居于中南海。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亲密，宛如父子。7月5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你们学习的核心课程。你们的高校应当深入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进入工厂进行‘五反’活动。若对阶级斗争一无所知，岂能称得上大学毕业？至于反对注入式教学的方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提出，我们为何不加以抵制？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的问题。”

当时，毛泽东信手拈来，随意发表见解。事后，毛远新深刻认识到这次谈话的重大意义，遂将其追记下来，形成了《谈话纪要》。这份谈话内容迅速流传至高等教育部。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高教部将其印制为内部文件——《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尽管它是内部资料，但一经问世，便在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1965年，毛远新圆满完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习任务。秉承毛泽东主席的谈话精神，他毅然投身于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彼时，政策允许1965届毕业生返校参与这场运动，毛远新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广泛印刷成传单，毛远新的名字也随之家喻户晓。

毛远新主动筹备并创立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凭借其独特的身份背景，他迅速崛起，成为了当地红卫兵运动的领军人物。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毛远新被任命为革委会的副主任，由此正式踏入中国政治舞台，并被广泛视为“值得信赖的接班人选”。紧接着，他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及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

毛远新与江青关系亲密，彼此间如同母子。江青对他疼爱有加，视若己出。在家中，她习惯以毛远新的乳名“小豆子”称呼他，而毛远新也亲切地以“妈妈”称呼江青。

毛远新在政治立场上一贯与江青保持一致。首先，在1973年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之际，张铁生因交白卷之举被赞誉为“反潮流英雄”。其次，他主导了“朝农经验”的创造。所谓“朝农”，即指朝阳农学院（其前身是沈阳农学院），该学院推行“开门办学”模式，于1974年荣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称号。

1975年9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言语逐渐模糊不清，毛远新因此被任命为“联络员”，随即迅速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权力。

毛远新步入毛泽东的身边，着手向其传达信息。他言道：“我察觉到一股风潮，其激烈程度已超过1972年借批极左之机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他接着表示：“我对中央的情况感到忧虑，担心可能会出现反复。”他继续说道：“我对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格外关注，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很少提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成果，也很少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

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视为其一生最为重视的事业。对于这场革命，毛泽东的态度坚定，绝无妥协。毛远新所提及的“风向”，恰恰是毛泽东最为忧虑的所在。

毛泽东立刻对毛远新强调，需特别关注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二是要求清算，清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目。”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召集邓小平、汪东兴及陈锡联三位领导，共同商讨并分享他的观点。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召集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举行会议。会上，他表达了个人的观点，认为“中央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指的就是邓小平。

后来，在1976年清明节，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毛远新多次向病中的毛泽东汇报，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尽管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是毛泽东本人的决定，但是不能不说也与毛远新的汇报有关……

毛远新在“批邓”运动中贡献颇多，因而跻身“四人帮”的派系之中。因此，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毛远新亦随之被捕。

我采访了执行拘捕毛远新任务的张耀祠将军。张耀祠当时是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

张耀祠回忆道，那是在1976年10月6日的晚上八点半，他携同几位警卫一同前往了毛远新的住所。

在毛远新处，张耀祠遭遇了一丝小小的困扰。彼时，毛远新及其从沈阳随同而来的两位警卫，共同居住于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该处原是毛泽东接待宾客与召开会议的场所。鉴于张耀祠是毛泽东的侄辈，他得以入住这片鲜少外人涉足的圣地。

在毛泽东同志病情加重之际，毛远新同志被任命为他的联络专员。尽管此职务表面上仅限于沟通联络，实则其影响力一时无两。作为重病中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唯一的沟通桥梁，毛远新同志负责发布毛泽东同志的“最新最高指示”，并传达政治局会议的相关情况。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当时正居于沈阳。10月6日的傍晚，晚餐过后，毛远新曾拨通了一通长途电话至妻子处。随后，他便安坐于沙发前，开始观看电视节目。恰在此时，李连庆不期而至，推门而入。

汪东兴特地指派李连庆负责拘捕毛远新的任务，此决定基于两方面的考量。首先，李连庆在汪东兴麾下服务已久，素以忠诚可靠著称；其次，他与毛远新关系密切，因此指派他执行此任务更为便捷。

毛远新遇见李连庆，便询问：“老李，有何要事？过来，咱们一同观看电视。”

李连庆说：“换个地方吧。”

毛远新：“换哪儿？我得整理一下。”

李连庆：“现在就走。”

此刻，毛远新敏锐地捕捉到了李连庆话语中的深意。张耀祠等众人在此之际，纷纷涌了进来。

踏入房内，张耀祠随即向毛远新宣布：依据中央的决策，对他实施“保护性审查”。（张耀祠特意向我强调，此举与对“四人帮”的处理有所区分，非“隔离审查”，而是“保护性审查”），同时要求他即刻上交随身携带的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警卫人员迅速上前，迅速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并将其果断地押送离去。

在成功处置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随即与李鑫、武健华一同，携中央警卫局处长高云江及两位女警卫，前往对江青实施拘捕。

此后，毛远新被判处了十七年的有期徒刑。然而，鉴于他是毛泽东的侄子，他在服刑期间仍得到了一定的关照。

1993年，毛远新刑满。

毛远新言谈间带着浓厚的北方口音，手中的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个不停。我特地为他带来了一本《毛泽民传》，希望他能分享关于他父亲毛泽民以及母亲朱丹华的往事。他回忆道，父亲在新疆英勇牺牲时，他年仅两岁。对于父亲的事迹，母亲以及当年的众多老同志显然比他本人更为熟悉。

我向他询问，能否回忆起毛泽东的相关往事。他回应说，关于这位主席，当然有许多值得回忆的点滴。然而，此刻他只能泛泛而谈。毕竟，他拥有独特的经历，不宜深入探讨某些敏感的话题。不过，他强调，他当年记录下来的与毛泽东的对话内容，均是真实无误的。在高等教育部发布之前，这些记录曾经过毛泽东主席的审阅。“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所印传单中存在一些错误，应当以高等教育部当时发布的文件为准。

他坦言，多年来囿于狭隘视野，对世事了解甚少。记忆力亦不佳。

在我1991年5月造访四川成都，与诗人流沙河交流时，他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往事：毛泽东曾对侄子毛远新说过，若是不懂游泳，只需在水中喝上几口水，便能掌握技巧。而刘绍棠在1957年因被打成右派分子而“饮”了几口水，从而学会了游泳。然而，流沙河却未能吸取这样的教训，他不谙水性，最终沉入河底。

我向毛远新询问，毛泽东是否曾提及过那番话语。他不禁笑出声来。他坦言，自己已无法确切回忆，但确实记得主席的讲话常常充满幽默。

片刻之后，全秀凤重返现场。她向我引荐了她。全秀凤身着一件以白为底，点缀着黑色小点的连衣裙，典型的上海女子风范。她解释说，为我开门的是她的父亲。她母亲不幸因中风而卧床不起，正等待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与毛远新闲聊之际，他言辞谨慎，话语不多，透露出几分顾虑。我深知他的心境。谈及无关政治的话题，他的表情便轻松了许多。他提到，这次相识，愿结为朋友，日后在适当的时机再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