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内政能力被低估，三年间推动云南成南明粮仓

在1646年，云南蒙自的地方首领沙定洲占领了昆明，大明的黔国公沐天波只好逃到了云南楚雄。到了1647年三月，沐天波请求援助，大西军的孙可望和李定国带兵进入云南，帮助沐天波平息了叛乱。

孙可望到了云南后，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百姓们只能挖草根树皮来充饥，饥饿和疾病蔓延，死去的人占了大多数。自然灾害频发，很多人因为饥饿和疾病而丧生。生病的人躺在床上互相依靠，棺材几乎用完了，只好用草席包裹死者，埋在荒郊野外就算是厚葬了。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在孙可望的管理下，滇中地区的人民生活安定，云南的百姓们过着安宁的日子，完全不知道战争的苦楚。

孙可望是如何在短短三年间，把破败不堪的云南变成了一方乐土的呢？

缴税的人或物

孙可望带着大西军进入云南后，首先做的就是不再使用张献忠时期的年号，而是认同了广西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正统地位。

对于黔国公沐天波，以孙可望为首的起义军仍然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并继续认可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最终，孙可望不仅没有侵犯云南百姓的利益，还将云南的官员和士绅都恢复了原来的职位。

大西军刚到云南，孙可望先是借助黔国公沐家在云南两百多年的影响力，让自己这个外来者在云南得到了认可。接着，他又通过联合当地的明朝官员和绅士，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这样，孙可望就在云南地区站稳了脚跟。

在稳定了云南的大局后，孙可望首先用了一年时间平定了蒙自土司沙定洲的叛乱。然后，他开始从政治上入手，为恢复云南的经济扫清障碍。

孙可望在云南稳固后，开始在各地打击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对于这些贪官，该撤职的撤职，该没收家产的没收家产，该严惩的绝不手软。

孙可望通过严厉手段处理了一批人，这让他在云南获得了很大的威望，同时也让他的政策在云南各地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后来，孙可望吸取了李自成大顺军失败和大西军在四川失利的教训。

孙可望注意到，不论是李自成的政权还是张献忠的统治，在他们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税收系统。

为了在云南稳固自己的统治，孙可望需要制定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税收办法。

虽然说收税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该向谁收税，用什么方法收税，这里面学问可大了。

咱们现在来聊聊应该对谁征税这件事。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中，政府主要通过向普通农民征收农业税来获取收入。

孙可望进入云南后，发现当地百姓生活极其艰难，他们只能吃草和树皮来维持生命，生病的人随处可见，甚至有人去世后连棺材都没有。

孙可望在那种情况下，该怎么向云南的乡亲们收税呢？

这种情况并非仅仅由沙定洲的叛乱引起。毕竟，沙定洲的叛乱只持续了一年多。实际上，自从朱元璋派遣沐英驻守云南以来，这片土地已经稳定发展了两百多年。

云南二百多年里一直很和平稳定，可老百姓还是吃不饱饭。这期间积累的财富，到底被谁给拿走了呢？

答案是指地主。

那时候，云南最大的地主是哪一位呢？

这是在云南久负盛名的沐氏家族，他们被称为黔国公。

解决了这个问题，孙可望就知道该向谁征税了。他知道，当时的云南虽然有钱，但这些钱并不在普通百姓手中。

在明朝末期，云南大约有三百万亩的土地适合耕种。

这三百万亩田地被划分为五个主要部分：勋庄、屯庄、土司庄田、寺院庄田和民田。勋庄主要是由沐氏家族等明朝的贵族拥有的土地。仅沐氏家族通过兼并获得的土地就有一百万亩，占了云南可耕种土地的三分之一。

接下来是土司的田地。在那个时代的云南，分布着五十七个大小不一的土司，他们拥有的耕地占了云南可耕种土地的三分之一。

在明朝时期，云南地区的寺庙也占据了大量土地。

最后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的田地，有一部分给了云南当地的士兵用来种地，剩下的才分给普通百姓。

经过两百多年的土地集中，大家分到手的大多是些不肥沃的土地。

即便是在土地不肥沃的地方，普通百姓也未必有机会耕种。结果，大多数百姓成了地主的佃户，一生都在为地主工作。而在土司统治下的百姓，生活状态更像是农奴，比一般的佃户还要艰难。

这些地主和土司面对朝廷征税时，他们联合起来对抗，给官员送礼，瞒报土地面积，故意少交或者不交税款，结果朝廷收不到应有的税金。

在明朝末年，不仅云南的官员和贵族这样做，全国的官僚和士绅也都如此。他们对百姓欺压凌虐，对上级则表面上遵从实则违背。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各地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日益恶化，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了京城，崇祯皇帝无奈之下自尽。

所以，这时候孙可望要是想向那些勋贵、土司和士绅收税，光靠说理是不行的。他只能采取一个办法，那就是继续从地主那里夺资源。

但是，孙可望的打土豪，和李自成、张献忠那种明目张胆的抢夺不一样。

村落管理制度

在1647年年末，孙可望于昆明推出了《营庄制》。

孙可望在《营庄制》中有一条规定，说的是在云南所有的土地，不论是勋庄、屯庄、寺院的还是土司的土地，都要收归官府管理。官府把这些土地分成各种大小不一的营庄。每个营庄都会安排一个人来管理，这个人就像是地主的代表，直接负责这些土地的管理。

管庄的任务是招揽农民来种地，等到庄稼成熟后，农民可以拿走一半的收获。剩下的那半部分，地主凭借地契可以分得十分之一，而剩下的都归政府了。

孙可望制定的《营庄制》可以这样理解：一亩地的收入，农民自己留了百分之五十，官府拿了百分之四十五，地主分到了百分之五。

这样一算，百姓和官府拿走了九成五，只剩下五分之一给地主。这比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强抢还要过分，地主们怎么可能同意呢？

结果是，地主们不仅同意了，而且很快就答应了。

以沐天波为首的黔国公府首先表示支持。沐天波手下的土司们见他没意见，也不敢反对。至于那些管理寺院和庄园的人，更是连反对的话都不敢说。

沐天波为什么放弃了巨大的利益，反而支持孙可望呢？

首先，云南是靠大西军帮着沐天波夺回来的。如果没有大西军，他可能早就没命了。

其次，大西军这时已经效忠南明的永历皇帝，孙可望是在为南明朝廷处理问题。如果沐天波这个时候捣乱，就是对南明不忠，这是拥有两百多年历史、守护云南的沐氏家族不愿触碰的底线。

最后，孙可望和他的三个兄弟带着二十万大军，这是孙可望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沐天波和其他土司最害怕的。

孙可望的《管庄制》其实就是在用一种面体面的方式来从地主手里抢粮食。如果地主们不想体面，孙可望和他的二十万大西军可能会用以前那种不体面的方式来抢粮食。

明朝末年，那些藩王被李自成和张献忠大规模屠杀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至少孙可望还给他们保留了一点好处，大概是原来的五分之一。如果落在李自成和张献忠手上，他们连性命都保不住，更别提什么好处了。

最后，孙可望的《营庄制》在云南得到了实施，这是云南土司、贵族、地主和乡绅们共同同意的结果。

孙可望提出的《营庄制》在云南实施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的所有、经营和使用方式，打破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同时也大幅增加了政府的税收，解决了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收税困难的问题。

这项制度的效果持续不错。因为佃农在春种秋收时能分到大部分收获，这大大激发了他们的耕种热情。佃户们不再受地主剥削，开始像主人一样努力工作，实现多劳多得。

随着农民种地热情的高涨，云南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了。农民和官员都比以前得到了更多的粮食。虽然地主的收入减少了，但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也让他们受益了。

这样一来，老百姓手里有了富余的粮食，官府的仓库也堆满了粮食。虽然地主不像以前那么风光，但生活还是挺滋润的。最主要的是，地主和以前一样，不用干活就能得到收益。这样，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孙可望还鼓励流离失所的百姓回家种地，给他们提供种子和耕牛，同时大量移民到云南的内陆地区，确保大家都参与生产活动。

在推动生产增长的过程中，孙可望还安排人在云南广泛建设水利项目，先后完成了昆阳地区的海口工程，澄江的西宕泉水利项目，以及剑海的治理工作。

1648年，云南粮食大丰收，孙可望打开粮仓救济当地贫困的读书人，每人分到了一斗谷子。

1649年，云南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孙可望下令在元宵节这天放烟花，四门唱戏，连续庆祝三天，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大明盛世。

孙可望在内政上的出色表现，让云南地区的民生得到了有效恢复。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公元1652年，大西军将领李定国从云南出兵北伐。他首先在广西桂林击败了清军的定南王孔友德，接着在湖南衡阳斩杀了敬谨亲王尼堪，成功从清军手中收复了湖广三千里土地。

后来，尽管孙可望和李定国在云南发生了冲突，孙可望战败后做出了背叛的行为，投靠了清朝。不过，孙可望在治理云南时展现出来的行政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